“罗纳德，我不得不说，现在华国的电影似乎是跌入了低谷……不知道亡命天涯能够带起多少票房。如果继续这样下跌的趋势，再过三年这里就没有电影市场了，我们的分账监督体系都不知道卖给谁。卫星联网票房统计系统更是不可能，一个中型城市的票房全都拿来都不一定够买这个系统。”
米歇尔·坎诺德到了徐家汇，在那里和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人聊了聊，才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就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首先是电影市场在华国遭遇了断崖式下跌，1990年全国还有22亿人民币的票房，到了去年已经跌的腰斩，只剩12亿。
年度观影人次更是从90年的162亿，跌到了只有四分之一的42亿。
大量的乡镇农村放映队，放映点都被撤销，除了婚丧嫁娶，农村也见不到放电影的人的身影。
像几个大城市的观影人次还能有一些保障，但是票房也下降的非常快。录像带这个发明，在阿美利加流行了十几年以后，终于也来到了太平洋对岸。
而且，这里有阿美利加没有的一种特别便宜的盗版技术——翻录。
在阿美利加，1984年以后生产的录像机，就对翻录有了限制。不是电视台的直播信号，其他录像带输送过来的信号，要翻录的话，就会激活Macrovision拷贝保护功能，在新的录像带上，画面不停地闪烁，变化亮度，让观看体验变得非常差。
但是，这个索尼赢下官司的判例，只在阿美利加有效。到了东亚这边，特别是香江生产的录像带，非但不加上Macrovision拷贝保护功能，还特别的着重研发了翻录技术作为卖点。
松下和JVC等东瀛厂家生产的机器，都有至于Macrovision拷贝保护功能，但是香江的人才很多，有人开发出了一种去防复制信号器的非法工具，在录像机里加装这个电路，就可以绕过Macrovision拷贝保护芯片，直接翻录正常的画面。
又比如，香江本土也有进口东瀛芯片组装的录像机，本地的人才，还在近年新加入了速录功能，可以让两部录像机之间的翻录速度成为正常播放的2倍。本来两个小时的电影，只要一小时就能够翻录出一盒新的录像带。
最后，他们连这个也省了，直接生产了一种双仓录像机，一个机器里面就有两个录像带仓，可以直接拷贝。
这样，一个不良商人，就可以囤积一批有速录功能的双仓录像机，一变二，二变四，成了地下的盗版录像带的黑色作坊。
这些录像带，很多都被卖到了内地，只要不回流去东瀛和阿美利加市场，也没有人来监管他们，竟然成了一条产业链，批发零售，乃至进入内地都有专业的玩家在操作。
香江乃至好莱坞的电影，录像带只要两周的时间，就可以出现在内地的市场上。
当然，内地的人均收入还不高，录像机还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奢侈品。毕竟内地也是在九二年左右才靠着引进的彩色显像管生产线，普及了彩色电视机。
但是，这不妨碍内地的观众看到最新的好莱坞B级片。和阿美利加不同，内地的录像带，大多数是在一种叫做所谓的录像厅的地方放映，观众可以以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价格，连看两到三部录像带。
录像厅一般会用一个投影仪来做银幕，各种香江那边配音普通话的电影，以及很多好莱坞的动作片，都得以进入到了内地。大多数还是使用的香江或者其他地方配音的版本。
这就给内地的四家主要的配音厂，八一，长译，北译，和上译，带来了双倍的冲击。
一方面是内地的票房大盘萎缩，看电影的人少了，相对来说，引进的电影的数量也就少，需要配音的也就更少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很多录像厅进口的香江或者好莱坞电影，都是在香江或者其他地方已经配成了普通话的，那么他们的生意也就更少了一些。
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签订了新的协议以后，发行总公司总管了所有的好莱坞分账电影的译制工作。
这等于说不再是过去那种计划发行体制下面分配的任务，但也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质量高价格优惠的供应商胜出的制度。而是一种混合了计划和市场的制度，由总公司根据情况分配，然后给予一定的“市场化”的报酬。
由于老的体制下的是靠下达计划任务来分配的，所以上译厂因为人才雄厚，一般会分配到好莱坞，西欧，以及一些拉丁美洲的电影来译制。
所以这个第一部分账大片的“亡命天涯”就交给了上译来做。为了给厂挣得一个新的生机，全厂可以说是精英尽出，严崇德做了译制导演。乔榛和丁建华给主角配音，还有新一代的沈晓谦，姜玉玲，老一代的童自荣，都纷纷担纲主要角色。
整部电影的译制效果非常好，虽然米歇尔·坎诺德不懂中文，但是那些配音演员，确实赋予了角色内核，他们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念台词，而是有一整套体系来重新创作的。
罗纳德还没有看到译制的录像带，但是从他说的那些个演员的名字上，罗纳德就知道这部亡命天涯的译制效果会很不错。华国的观众习惯于这种二度创作的译制片，看来亡命天涯在内地的票房不会很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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