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霆元年，八月十一日午后，霍光在尚书台忙碌公务，刘贺还在温室殿宿醉酣睡，田延年则“巡视“完了下杜附近的仓禀，返回长安。
战争期间，长安的大司农府永远是繁忙的。
作为大汉的财政部，汉初承秦制仍名“治粟内史”，景帝时更名为大农令，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，领天下钱谷，以供国之常用。
大司农属官有太仓、均输、平准、都内、籍田五令丞。盐、铁市两长丞。加上郡国诸仓、农监、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，而其中极为重要的，便是主管国库钱货的都内令。
如今的都内令名曰“尹翁归”，他乃是霍光老家河东郡人，幼年丧父，依靠叔父过活，成年后做了小小狱吏，通晓文法，又练得一手好剑术。
当时大将军霍光掌握朝政，他的诸霍亲戚住在平阳，奴客仗势妄为，经常携带着刀兵在街上欺男霸女，官吏不能禁，也不敢禁。唯独尹翁归当了市吏后法治严明，用上了酷吏手段，管得这些奴仆老老实实，他公廉不受贿赂，百贾畏之。
也因此而崭露头角，被时任河东太守的田延年赏识，哪怕尹翁归为人傲慢，田延年也信之用之，一路提拔，从卒史到汾南督邮，汾南大治。
田延年又举荐他为西河郡农都尉，负责边塞屯田事宜，如今与匈奴开战，钱货粮秣开销极大，需要有清廉能干的人统筹，调尹翁归入京师，做了都内令。
“我过去管的钱以百万、千万计，如今却是万万啊。”
翻着简牍薄册，尹翁归感到自己责任很重。
都内令最重要的职责便是保管大司农每年收入，量入为出，做好预算规划。
收入大头是税收、盐铁、均输贡物、公田租赁等，每年大概是四十万万左右，藏于都内，此外水衡都尉还能创造二十五万万钱的利润，也可以作为公家之用。至于少府钱十八万万左右，就是用于皇室，只有紧急之时才会用来救大司农之急。
满打满算，除去各郡自留用来修桥铺路开渠的费用，一年中央能得到六十五万万的收入，吏俸就要花掉20万万，剩下大多作为军费。
戍卒和郡兵的口粮，可以靠农都尉屯田和地方财政解决，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，虽然汉军大多自备衣裳，但也得时不时发点，每年花费4万万钱。
大胃口的马匹就全得靠都内源源不断补贴了，大汉各牧苑36万匹战马，马匹一月之食，士卒一年之用，加上西北边地冬季漫长，茭草不够，还是得吃粮食，外加养马官奴婢的俸禄，一年要花20万万左右的养马钱！
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甲兵车船要修治，尤其是作为消耗品的箭矢车船，每年就要花销6万万钱左右，好让各地武库充实。
一眨眼，国库就花得只剩下十五万万钱了，这些钱会被存在都内仓中。赈灾、修河堤、筑长城、兴障塞全得靠它。孝昭十三年承平，虽然也有几场战争，但规模不大，都内攒下了大约一百万万钱，多少有点文景时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”的感觉了。
然而随着大汉重新开拓西域，加上元霆元年的两场仗，一口气将这十余年积蓄全砸了出去！
战争啊，就是一头面目可憎的四脚吞金兽。
“兵法说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我看远远不止。”来长安几个月，尹翁归都开始落头发了。
平西羌时，每天军费开销大概就一千万，打了三个多月，10万万钱砸出去了，加上战后赏赐士卒，安葬抚恤费用，共耗费14万万钱。
五将军征匈奴就更了不得了，作战十六万骑，牲畜二十余万头，花销是惊人的，马匹和甲兵有平日的积累，但还得准备冬衣，征发数十万民夫，在千里距离上转运粮食。
从七月到现在，短短一个月功夫，花销已超过了平羌，达到了15万万钱！若是战争持续到开春，都内库中近百万钱将全部打空！
看着越来越少的国库，尹翁归十分犯愁，若到时候大司农和水衡都尉钱尽，就只能以少府禁钱续之了。
还得警惕那些乘着战争上下其手，从中取利的官吏，开战以来，各郡已经出现了许多贪污的粮官小吏，这些人永远杀不完。
幸亏有一件事让尹翁归多少有点安慰，那便是他偷偷查验都内近几年来账目后，至少在账面上，确实没找到漏洞。
但账面是不能尽信的，尹翁归又留心大司农发往前线的军粮器械，起码出长安时都足量，贪也是下面的硕鼠，源头依然清澈。
而去大司农田延年府邸拜访时，他发现田延年日子远不如外表那般光鲜，袖口内衬甚至缝着补丁，田家的孩子也是锦绣在外，陋衣在内。
“那些市坊间商贾传闻大司农贪婪，多半是诽谤，他依然如做河东太守时一般清廉啊。”
尹翁归彻底安心了，却不知田延年最清楚什么时候该贪，什么时候不贪。平陵工程可以动手脚，但五将军征匈奴，是霍光倾注心血的大事，盯得很紧，分发给各军的衣食粮秣必须无损。
所以他即便每天过手几千万钱，却一文钱一粒米都没放进自己口袋。
看似一切如常，但近日，尹翁归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今日便来禀报田延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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