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稚圭兄，祖宗家法能变否？”
“行知，为何出此言？”
“只想问一声稚圭兄心中的答案。”
“看。”
“好一个看字，能变不能变。”
“何解？”
“法不能变，度能调之。”郑朗与韩琦在进行对话，过了这么多天，虽然渭州隐隐让他担心，但战争走向在向他想的方向发展。时间拖得越久，军队就越容易聚集。
西夏又分了兵，不知道外面派来多少人马，但这一战自己兵力至少在十万以上。战争，双方死伤皆会惨重，也是必然，可是这一战过后，元昊恐怕五年之内也不会对宋朝的领土产生好胃口。
五年，元昊还能活过五年？
所以郑朗与韩琦说了这些，庆历新政中，韩琦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。
但这样说，谁能听懂？
韩琦问：“请详细说。”
“汉朝之何法？”
“宽松。”
“正是宽松，汉高祖入咸阳时约法三章，便是汉朝之法。而大分宗室子弟为藩王，拱卫朝廷则是度。因此汉景帝调节了这个度，又立下传子不传弟的传承制度，所以汉朝才有了几百年的基业。只是后来的人，没有及时调节豪强、宦官、外戚，于是豪强并吞，民不聊生，外戚宦官掌权，国政混乱。为什么我一直说章献太后不会成为吕雉与武则天？”
“为什么？”韩琦对郑朗昔日大骂八大王的事同样好奇，心中却以为郑朗是义气用事，感了刘娥的恩，才骂八大王的。这也是美事，知恩图报，君子所为也。
“武则天与吕雉大封诸武或者诸吕，拱卫自己，才祸乱天下。试问稚圭兄，章献太后分封了诸刘吗？”
就是一个刘美，也不过做了无关痛痒的官职。
刘娥所做的不仅是这些，赵祯如果没有刘娥的教导，会有历史上宋仁宗出现吗？
这个不是郑朗所说的重点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朝祖宗家法是什么？”
“善待子民，重文黜武。”
“稚圭兄，错也，我朝祖宗家法只有三条，太祖碑上三条，不得杀害柴氏子孙，不得杀害士大夫，上书言事者无罪，不得加田赋。”
前两条是做到了，做得不错，许多大臣因为这一条，喜欢胡说八道，对象是皇帝也不例外，坐在家中闭门造车，凭想像力上书说皇帝老儿的坏话，说完还要写下来，递给皇帝看。纵然后来的所谓西方民主制度，也不过如此。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，仅凭言事，唯有宋朝。其他朝代想都不要想。永不加田赋做得不大好，但重视内治做得还可以。
对这个朝代，郑朗也十分珍惜，真的不错。不要说弱宋，稍做改良，中国还会有后来的中国？文化、艺术、科技、经济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。特别是经济，北宋是明朝收入的十倍，直到晚清进入近代，中国人口达到四亿人，才渐渐赶上来。抛开军事不说，宋朝在隐隐创造着一场伟大的奇迹。
郑朗继续说道：“其他的都是度。”
韩琦忽然伸出大手，将郑朗的手抓住：“行知，我们上书吧。”
可不得了！
一旦将这段话定论，改革就会变得轻松无比。什么冗官冗政冗兵，什么寺观豪强侵田，都是度，都可以调节，变法便有了正常的理由。这才是有学问人说的话，韩琦激动了。
“别急，且听我将话说完，自古以来，多有人执行黄老无为而治政策。自汉武后，重儒轻道，依然以道儒结合，法家为辅的政策，为什么要重视道家？因为道家的愚民政策。是以圣人之治也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；弱其志，强其骨。恒使民无知无欲也，使夫如不敢，弗为而已，则无不治矣。”
“绝对弃知，民利百倍。”
“民多智慧，而邪事滋起。”
“为道者非以明民也，将以愚之也。民之难治也，以其知也。故以知知(治)邦，邦之贼也；以不知知(治)邦，邦之德也。”
“道家有许多言论，我也赞同，可这个愚民政策，我最不喜。他们认为老百姓不开智慧，容易愚昧，遭到统治者的压迫也就能默默的忍受。此言太过谬矣！人，乃万物生灵，刘邦乃一市井无赖，却尊为天下之主。我朝太祖仅是一个小官宦子弟，青少年时乃是一个小卒，与平民百姓无异，却坐拥天下。试问什么样的政策，能使百姓智力退化，若同猪狗一样任其使逐？愚民，不是愚昧百姓，反而愚弄了自己，欺压百姓变得肆无忌惮，于是张角陈胜之流辈出不穷。所以我朝以来，重视民生，鼓励贫困子弟读书，同样的科举应试，优惠贫困家子，由是内治而安远超于前朝。这就是法，变法也。用太祖的遗言，便是从永不加田赋中延伸出来的政策。可是太祖太宗做得很巧妙，善待贫困百姓同时，也善待着豪强大户。治大国者，若烹小鲜。稚圭兄，我朝立国，若是由春入夏，天气转暖，万物生长，很快迎来秋收，但冬天就要来了，我们还能穿着立国时的春衫吗？”
“是啊。”韩琦喜不自胜。
“但一直以来，我朝君臣一昧抓住曲解出来的祖宗家法不放，弊端已多，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利益链。动之很难，要学太祖太宗，利益兼顾，不可好高骛远，一条条的落实。不求全面，只求做一条落实一条，碰的利益不会多，渐渐国家便能在无形中走向良性循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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