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东之地,骠骑的新政策之下,原先那些大户隐藏的佃户,渐渐的藏不住了。
农学士,工学士或许只是在城镇周边,不会深入到乡野之中,毕竟乡野之中的不管是田亩还是水利,都零散稀疏,显然是在城镇周边更有效率一些,但是巡检不一样。
发生命案,或是偷窃贼盗反而更多在乡野。起初的时候范先也没在意,以为巡检这也算是好事,毕竟谁都希望有一个安平祥和的居住环境,不希望天天周边都是命案发生,所以最开始的时候,范先对于巡检是欢迎的,而很快的范先就对于巡检厌恶了起来,因为巡检到了乡野,不仅是查命案抓盗贼,也顺带的牵扯出了不少隐藏的户籍和田亩!
随后河东等地开始宣布生孩子有福利可以领,生男孩可领酒和羊,生女孩可领布和猪的福利出来之后,隐户就越发的藏不住了!
因为佃户没户口!
看着旁人都可以领,而他们因为没户口而没办法领取,这个时候佃户就不爽了……
佃户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田亩寄卖给大户,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自耕农的赋税负担太重了。
虽然国家赋税是三十税一,而很多豪强大户的租税是十税一,甚至有的是十之三四,但依旧有大批的自耕农愿意将自己的田亩假寄给大户,成为大户大姓的佃农。
不是佃农傻,而就像是后世米帝的廉租房,明明那么便宜……
这种佃农经济模式,从战国的时期就出现了,到了魏晋南北朝之时,佃农已经明确可以列入地主家籍,而作为列入地主家户籍的相应付出,就是佃农想要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,更加困难了,佃农必须经过放免和自赎等手续才可能脱离地主户籍。
在唐宋时代,封建政权已经默许了佃农的存在,甚至为了争取更多的口算,也将他们列入国家户籍之中,于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弛。佃农逐步取得一定的迁徙、佃田和退佃的自由。到明代,佃农制度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农夫的选择,甚至形成了契约式佃农。
可以说,佃农的发展,伴随着华夏农耕社会的前进。
当斐潜在平阳开始屯田的时候,没有任何人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因为斐潜在当时就可以称之为是平阳的大地主,所有那些屯田的民夫,近乎于是斐潜名下的佃农。
河东的大户大姓,也就自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怪异之处。至于斐潜允诺给那些农夫的所谓条件,大姓大户都不以为然,因为他们祖辈就都干过这类似的事情,他们祖辈当年还允诺要给所有的佃农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!
是大姓大户食言么?
不是那么简单。
大姓大户绝对不会明面上反悔的,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,佃户总是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,有这个或是那个的困难,这个时候大户大姓就会伸出援助的手,借给佃户高利贷……
然后之前的合约,是不是就要修正一下了?
因此河东的,甚至是关中的大姓大户,都以为斐潜和他们是一样的,结果没想到斐潜竟然玩真的,这让他们怎么玩?
大抵就算是这些士族的心态了。
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进化的士族子弟呢?也不是没有,比如杜畿柳孚等人,但是杜畿柳孚等人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,就是这个家族还很小,亦或是这些人并不是家族的话事人。
杜氏如今还很小,要到唐朝才算是大姓,而且依旧无法和清河七姓相提并论。而柳孚这样的,就基本上在家族之中没有多少话语权,也同样没有多少利益的支配权,因此不管是杜畿还是柳孚,都不怎么会反对骠骑的新政。而已经成型的老士族体系,对于斐潜的新政,或是抵触,或是观望,或是拖延,或是阳奉阴违……
这种模式即便是到了后世,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。
这就像是全国商超都是能骗就骗能坑就坑能卖烂货绝对不卖好东西,偏偏你个死胖子……
但是表面上能说什么?
学习,大家都要好好学习!
暗中则是商议好了,决不能让胖子再开出分店来!
这种情况,将持续到每一次的抉择,外部的竞争和内部的压力,或许会有新的变化,或许依旧沉沦。
范先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,重新站起来大口吃肉大口喝血的机会。他完全不能理解骠骑所言的华夏新体制有什么好处,他只是知道他的利益因此而减少了,尤其是他原本可以获取的横财,如今尽数断绝。这让范先每每思起,便是心肝欲裂,越想越怒,越怒越是无法忍受。
其实如果范先就此收手,倒也不失一个富家翁,至少比一般的农夫要好不少,也算是家底不错的,但是毕竟横财来的习惯了,大手笔的花钱也习惯了,再想要回去,便怎样都是回不去了……
现在机会就来了。
更大更好更习惯的平台邀请,上不上,去不去?
有上帝视角,当然知道四九年国军待不得,可若是真就在四九年之时去问国军,又有几个能明天下之大势?
在范先心中,骠骑之处新法新律使得他日月侵削,举步维艰,而山东旧法旧约才是可以让他如鱼得水,游刃有余之处!
河东,只能是河东人的河东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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